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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宗族文化的几点认识

作 者:郑抗生 关注:85 发表时间:2012-07-20 09:10:09


在编修《郑氏金浦系族谱》的几次座谈会上,对宗族文化认识与撰写的探讨,其发言甚为热烈。笔者十分赞同修谱须以宗族文化为重,并力求让宗族文化转化为启迪后昆的驱动力,更好地发挥其导向、凝聚、激励的作用。但何为宗族文化,其实大家对其概念也不甚清晰。因而,笔者试从历史知识中有关宗族文化的表述,整理成文,聊作编修《族谱》中有关宗族文化的资料参考。
  翻开中国文明发展史,不难发现,古代中国一直是一个农耕农业国,辉煌璀璨的中华文化其原始也是一种农耕文化,以农业为基础产业,定居是基本的生活模式。而围绕这一文明轴心,却孕育形成了具有五千多年传统的价值信念、农耕技艺、习俗约定、宗教信仰、行为伦理、制度体系和社会组织。
  宗族是由家族发展起来的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家庭房系结成的亲缘集团或社会群体单位。在一个宗族中,“家庭是最小的单位,家有家长,积若干家而成户,户有户长,积若干户而成支,支有支长,积若干支而成房,房有房长,积若干房而成族,族有族长。上下而推有条不紊。”因宗族乃家族的扩大,故人们也常常用宗族代称家族。宗族的“宗”,是个会意字。“宗,尊祖庙也。”宗的本义就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亦即祖庙、宗庙。“族”,在商代,是用兵的单位,实际上就是王族的分支。“宗氏”即宗族长本支的子弟等,“分族”当指族中旁支。相对而言,“宗氏”是大宗,“分族”是小宗。商代称宗族长为“子”,后世人又把宗族嫡长子称为“宗子”,正与此一脉相承。“宗子”的权位都是世袭的,在宗族内部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地位。大小宗皆以嫡长相继,父子相承,生来而身份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也便成了惯例。然而,宗族中的族长和宗子又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族长是管理全族事务的最高首领,且族长并非世袭,一般由推举产生。虽然宗儒一再呼吁要“立宗子法”,明儒也竭力宣扬“强干弱支之义。”但随着历史发展,宗子的权威也久不复存,因为明、清法律规定,妻、妾、婢所生子都有平等的继承权,实际上“一族之人,或父贵而子贱,或祖贱而孙贵,或嫡贱而庶贵……即一家之中,有父富而子贫,兄贫而弟富,嫡贫而庶富”(清·秦惠田《五礼道考·嘉礼·饮食礼》)。正嫡所传既然不一定能保持富贵与具有收族的能力,那也难以得到众族的宗奉。正因如此,封建社会后期绝大多数宗族已不知所谓宗子,而设族长统理族务。即使少数宗族仍有宗子,但同时也有族长,宗子已成本族名义上的代表,族中真正的权力仍操纵在族长手里。至于所谓嫡庶之制,也就是在多妻妾的情况下,区分作为法定配偶与众妾身份上的尊卑,并从而规定正妻所生的嫡长子的优先继续权。区分嫡庶是宗族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宗族制度产生的前提。
  宗族制度是由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制演变而来的。在父系氏族社会,父家长权力支配着整个家庭成员。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私有财产也产生了。父家长死后,其权力和财产需要后人继承,于是习惯上就会规定出一定继承的程序来确定各自相应的权力和义务。而这种继承又依照血缘关系区分尊卑亲疏、规定各自的权力与义务,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也便成了宗族文化的主要内容。如族规、族约、族产、祭典、祖训、世序、习俗、礼仪、伦理、教化……等。这样,宗族制度也便产生与形成了。而与此相适应,为加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崇拜祖先、报本思源的理念,当然也被推到新的高度去认识、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的宗族制度形成于商代,故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这里讲的“礼”,也应包括宗族制度在内。
  中国是一个宗族传统浓厚的国家。在宗族社会,强调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性,不管这个群体是氏族、宗族还是家族,个人都必须有所归属,有所归依,即所谓落叶归根。在宗族等级社会里,权力显得非常重要,血缘的等级次序是不能更改的。因而,历代王朝都借助宗族制度、家庭伦理,特别是宋以后的“三纲五常”的道德教化,对社会治理实施控制。因此,中国乡村的家族、宗族在国家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
宋代以后,宗族在组织及其运行方式上虽然与此前的家族、宗族有很大不同,国家对社会的治理不再依赖氏族及宗族等血缘组织,而是以地缘行政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但是,宗族制度并没有在国家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消亡,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为,国家对社会的分区治理并没有脱离家族和宗族制度,宗族血缘组织在国家社会的治理中,尤其在乡村基层社会中仍一直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如乡规民约其实就是宗族制度的延伸。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地方政权止于州县,秦汉以降至清末,乡村的邻、里、保、甲等设置,其实并非国家行政区划,也非政治组织,而是一种地域单位。邻、里、保、甲长均为职役,而非官职。乡村在相当时间、程度之所以能一直保持着“自治”状态,其国家权力主要是依靠宗族组织并以亦官亦民的乡绅为中介而行使运作的。乡村的形成,通常也是由一群家庭或家族单位(各个世系)组成,而国家则是透过宗族体系,运用权力进而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组织、控制和管理,在相当程度上仍是依赖宗族的制度,其两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一个地域性的姓氏宗族文化、经济、信仰、教育、风俗、礼仪等对当地社会文明发展将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
  20世纪是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宗族组织及其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20世纪初开始,我国的宗族组织就受到多方的冲击而陷入解体之中,这些冲击部分是由于战争的劫难和农民的流动而形成,更重要的是由于政治上封建君主制度的复灭;经济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及西方经济掠夺,造成乡村的分化,农民的破产与贫困;文化上新文化的传播,对个人权力的宣扬及封建宗族制度、伦理的批判。从而动摇了宗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法律基础和文化基础。传统的宗族组织、宗族制度也由此逐渐削弱。而导致宗族制度的最彻底的冲击就是20世纪间踵接而至的中国革命。在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铲除封建族权、没收公共族产、打倒土豪劣绅、批判封建伦理道德作为革命的重要内容。族权、神权和夫权等一道成为革命的对象。而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封建的宗族组织及各种宗族活动都被明令禁止。宗族组织、制度的彻底消失,宗族思想受到持续不断的批判,最后,宗族组织便完全丧失了其组织、行为上的合法性。这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文明的进步。
  改革开放后,多元文化更适应广泛群体的精神需求。从现实的农村社会的宗族文化与组织结构来看,根本已不具备传统家族典型的组织特征和功能作用。对广大农村大多数宗族来说,迄今的宗族活动仅仅表现在作为宗族文化主要内容的修祠、修谱、修祖墓三个方面。族产、族权、族规荡然无存,而宗族理事组织与制度则焕然一新。在宗族文化中,对于修祠、修谱、修祖墓也仅仅存在于慎终追远、报本思源、敦宗睦族、光前裕后、规范伦理的教化功能,根本也不再具备往日的神圣和权威,只不过是人们对追宗祭祖的一种仪式。对于这些活动的参与更多的是一种历史、情感和文化上的认同。宗族文化中的辞年八节,游神赛会等庆典活动,都是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因此,可以说,时下的宗族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共同体,而不是紧密的经济利益共同体,更不可能是一种政治共同体。
  农村地域性姓氏宗族的复兴,只不过是一种地域性乡土宗族文化现象。而地域性的宗族文化,其精神实质是和谐团结、与时俱进。当然,在当前的法制社会里,对于农村乡土宗族文化仍存在的宗族本位、宗派纠结、个人崇拜、重男轻女等愚昧、封建的伦理道德意识与行为,必然受到严厉的批判、谴责与法律制裁。因而,地域性姓氏宗族文化对于当前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将起到文化建设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其文化上的意义也远远大于其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功能与功利上的意义。



2012年7月20日